於是救贖從未到來,我們訓練出來的,只是一群會考試的學生。產官學界的領導者,也充斥著這樣的一群人,他們能坐在上位、掌握資源,是因為他們當年「考」贏了別人,而不是他們具有帶領台灣走出困境的能力。創新、創業、創造,從來就不是從這群人手上出現,但是他們滿嘴都在談這些東西,最後流於空談,沒有促成改變,情況自然令人憂心。朱平老師跟我說過一句話:”You can’t fight a system from inside.” 當你已經處在一個既存的系統當中,你幾乎不可能去與它對抗,更遑論是改變它,因為你最後會跟整個系統妥協,讓改變的決心消磨殆盡。台灣的政黨政治、公務體系、教育體系、無法轉型不斷凋零的龐大企業等等,無一不是如此。這些系統裡面,有我們的親朋好友、有我們自己習慣的事物、也有我們自己的個人利益,考量到這些因素的時候,你的鄉愿之心就會粉墨登場,談創新、談改變的念頭早已經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在許多被要求談創新的演講場合,我都將創新簡單分成兩種來討論:一種是「漸進式創新」;另一種,就是大師 Clayton Christensen 提出的「破壞式創新」。這個簡單的分法,在現在已經幾乎變成常識,反正破壞式創新就是把 Steve Jobs 搬出來講一講;漸進式創新就是在既有的成果上逐步改善,即使是小學生,聽過幾次也都可以聽懂了,再講下去就是爛梗了。
現在台灣許多媒體依舊很喜歡談論 Google 的「20% 時間」,這個制度的內容,是每個員工每個星期可以花 20% 在自己有興趣的事情上面,去做一些創新、或是自己想做的一些小專案,與自己平常的職務不見得要有關。一些 Google 現在很受歡迎的服務都是從這個制度產生出來,像是最有名的 Gmail,就是當年 Google 一個工程師利用 20% 時間創造出來的,這個產品改變了世界。
不過,這項一直到了今天還在台灣為人津津樂道的創新制度,在金融海嘯前後,就已經在 Google 內部逐漸凋零,當時內部已經戲稱:「所謂的 20% time 根本就是 120% time 吧。」現在回頭看起來,有兩個主要的原因:
1. 公司逐漸變大,大家變得比較關心升官發財,Google 內部又競爭激烈。一旦花太多時間創新,要是最後失敗或是沒什麼成果,會影響到升官發財,不如把心力放在安排好的本業中做出一些成績,風險比較低。 2. Larry Page 回任 CEO 之後,採行中央集權,把重要的 project 從全世界往美國總部集中,並且大砍專案,把他認為不重要的專案一個接一個給砍了,很多 Google 員工也因此出走、在網路上痛罵 Google。
在 Google 的最後 2 年,我帶領一個小小的工程師團體,在 Google 裡面進行一些促進生產力和創新的小專案,那時公司內部的氛圍已經開始不利於創新。
這意味著 Google 不再重視創新嗎?不是,Google 的高層不是笨蛋,他們依舊知道創新的重要性,只是要換個方法來做,所以後來 Google 成立了 Google X 這個獨立的神祕組織,把所有前瞻性的研究和創新,交給少數菁英中的菁英來負責,Google 現在並不期待創新會出現在一些基層的員工當中,即使創意在基層萌芽了,也會因為官僚的組織結構而沒有辦法成長茁壯,所以 Google X 獨立運作,解決了這個問題。時至今日,Google 整體看來,依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創新的公司之一。只是這些細節都為人所忽略了。
後來我也離開了 Google,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只是這一段經歷,不禁讓我回味無窮,也了解到了創新的困難,往往一個環境的因素,就會讓一個種子胎死腹中,即使是在 Google 這樣的公司,也會是如此,當一個系統很龐大的時候,創新的阻礙是來自於組織架構、官僚體系、公司文化等因素。